我曾说过，戏说故事是游戏，戏说历史是调侃，而戏说文化则是犯罪。

　　把民族文化的精髓、国粹能用简短的几条归纳出来，把《论语》归纳成为“道”，而后归纳出一条“快乐生活”的主题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。

　　步入世界强国之林时，当前中华民族的缺失有四：

　　1、文化缺失。缺乏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反复咀嚼与深深吐纳；

　　2、精神缺失。缺乏对于国粹文化中人本精神的完全注入；

　　3、修养缺失。缺乏对于国粹文化中审美兴趣的培养与吸纳；

　　4、环境缺失。缺乏对中华文化精粹的非改造性继承。

　　文化的传承是独特的，中国要立于不败之地，独特的文化是民族兴盛的根本所在。

　　当世界向资本进军，人类向金钱伸手，私欲最大膨胀，一切美化资本积聚的行为只不过被法律限制了野心，这像是用堤坝阻拦洪水，而国粹就是民族文化的精粹，是当代人以及中华世代用以节制人欲的“息壤”。

　　从这一点上看，于丹对于国粹的简化、曲解就是一种戏说。

　　中华民族没有一个坚定的精神支撑，用什么重铸民族之魂？建立当代的民族感，用以充实物质丰富之后的精神匮乏？

　　在我看来，应用“礼义之邦”融入“法制之国”，这是当今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所在，应用民族文化的精粹来“筑起我们新的长城”。

　　从这一点上看，于丹肢解了国粹，使之时尚化、政治化，把孔子乃至儒学最大利益地为我所用，且普及甚广，这是危险之举。

　　如何重筑民族精神？

　　中华民族在这一点上，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崎路。从杨公骥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的根本原则只是“劳动产生诗歌”，全力夸大劳动是人生之源；到郭沫若与金景芳关于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的分期究竟是在“春秋战国之交”还是“秦初开始”之争；再到杨荣国文革“批判孔老二”的戏说（于丹讲学的方法同杨荣国一致，《论语》是珠海，她只要拾起几粒珠子，就可以说这就是《论语》），以及更远的“五四学术运动”打倒孔家店，再加上鲁迅的“仁义、道德只是吃人！”（《狂人日记》）无一不用政治化、时尚化、民族化、简约化来夸大国粹的消极与局囿，而否认他的精粹与宏大。

　　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？

　　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都有不同，法制逐步健全、经济更加强盛的国家，需要有一个“礼义之邦”的内在支撑，要有一个“克己复礼”的完全提倡，光明正大地克己复礼（《周礼》的精华之处就是秩序、民族使命、宗族宗法的自豪感、道德传承……），这些都是国粹之根本，消解不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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